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性、全局性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1]。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进一步要求深入推进抓党建促乡村全面振兴，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近年来，伴随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一方面，部分资源禀赋优越和交通便利村庄的一、二、三产业快速融合发展，农村产业发展、社会建设与公共治理的边界逐步超越了单一行政村的范围；另一方面，区域内不同村庄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进一步突现，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以传统行政村为基本单位的基层组织治理架构已经无法完全适应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发展要求，亟待构建兼具多村互通共融、顺应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组织建设和社会发展新机制^[2]。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自2023年开始，全面推动党建引领下“跨村联建”的新模式，围绕村庄规模小资源少、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打破就村抓村、就支部抓支部的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通过重塑村级党委组织体系，推动农村资源、技术、人才、资金以及市场需求等相关要素的整合重组优化，带动区域内村庄治理同抓、产业联动、服务共享，实现“大村带小村、强村带弱村”的融合发展。近年来，长泰区先后承办福建省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现场推进会、举办“跨村联建话振兴”活动，其乡村治理经验入选福建省农村改革十大典型案例，在由福建省乡村振兴研究会与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评估的“乡村振兴热度指数”排名中显示，其位列全省第一。2024年9月，福建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以县域为重点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意见》，要求优化村级治理机制，积极探索行政村党组织联建治理体制改革创新。目前，福建省内其他地市虽然也对“跨村联建”模式进行了探索和试点，取得了有益经验，但尚未形成全域推广态势，从联村工作推进力度和实际发展成效来看，尚无法与漳州市长泰区相提并论。基于此，本文从共同体理论的研究视角出发，围绕组织建设、产业发展和社会治理这3个方面，深入分析长泰区“跨村联建”模式的实践经验和发展路径，讨论“跨村联建”模式有效衔接乡村振兴的现存难点，并据此提出优化策略，以期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学界相关理论研究，为“跨村联建”模式的优化和推广提供实践参考，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1.   文献综述

“跨村联建”作为推动实现乡村现代化建设的新模式，逐渐引发学界的关注，既有文献主要集中于以下三方面。

1.1   “跨村联建”的意义价值

长期以来，村落都是我国“三农”政策实施和资源分配的最基本单位，但在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单一村庄很难满足现代化建设中资源、资金、人才、市场的多重发展要素需求，加之农村空心化、过疏化、小型化的现实约束，急需扩大和提升乡村的组织化程度^[3]，如何通过整体性思维有效化解当前乡村发展中存在的“碎片化”困境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4]。“跨村联建”模式则通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创新性实践，将村落置于新发展阶段下更为复杂的区域体系之中，改变以往村庄“单打独斗”的发展模式，既保持村集体经济产权的独立性和连续性，又建立起村庄间产业、社会、文化发展的密切关系，形成良性互动的产业生态链和经济发展格局，实现乡村发展模式的“升级”^[5]。

1.2   “跨村联建”的现实路径

有学者研究认为，推动“跨村联建”的关键在于建立联村党支部，解决农村基层党支部的软弱涣散问题，提升党组织的号召力、保障力和影响力^[6]。在实践中，基层党建模式创新通过组织联合、基础联建、产业联营、民生联动等方式助力乡村振兴^[7]，助推资源禀赋和发展状况各异的村庄，在党组织强制性机制、规范性机制和竞争性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产业联盟、资源联享”的发展范式，实现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8]。从乡村产业振兴的视角来看，联村发展的核心逻辑在于通过跨域机制、整合机制与链接机制，共同消除乡村产业的跨边界发展阻碍，实现内部资源整合和外部市场衔接，构建乡村产业发展共同体^[9]。同时，在产业发展不同阶段，联村发展模式也会表现出明显差异，处于产业成熟期的“跨村联建”模式的发展性、共同性、公平性和持续性往往呈现较高的发展趋向^[4]。

1.3   “跨村联建”的现存问题和对策

当前，不同主体特征和行动逻辑差异所形成的合作困境，以及人才、技术、资金缺失所形成的要素困境仍然是限制联村发展的主要障^[10]，需要各地积极创新适应时代需求的农村党建工作理念、方法和机制^[11]，从利益激励和组织引领两方面着手，解决乡村共同体发展的动力与维系问题^[12]，推动“跨村联建”模式向更高形态转变，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梳理文献发现，学界对于“跨村联建”模式的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然而，既有关于“跨村联建”的分析视角还较为单一，现有文献多从组织建设或产业发展的维度对某个联村建设案例的机制和功能进行分析，缺乏从组织、创业和治理维度，对全域范围“跨村联建”模式的整体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基于共同体理论，依照主体—行动—功能的分析思路对长泰区“跨村联建”模式进行深入讨论，以期为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2.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2.1   理论基础

德国学者滕尼斯^[13]最早提出了“共同体”的概念，在他看来，共同体是一种共同的精神意识和价值观念所产生的团体归属和认同，是基于自然意愿而形成的有机体。涂尔干^[14]认为共同体是一种基于共同信仰、习俗、情感和记忆而形成的联合体，能够促进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并将共同体分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两种形态。在此基础上，乡村因具备自然形成的地域边界、紧密的社会交往和共享的社会规范而成为人类社会中的典型共同体，“乡村共同体”也随之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经典对象^[15]。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一个基于地缘、血缘和亲缘等社会联结纽带而建构起来的乡村治理共同体，其在维系乡村秩序、规制村民行为、整合村庄利益、形塑村庄价值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6]。改革开放后，在高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浪潮中，乡村人口老龄化、乡村空心化、村民原子化、个体价值观念差异化等问题和挑战导致了传统乡村共同体的逐步衰败^[17]，迫使基层治理探求构建更为紧密多元的乡村共同体新模式，以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目标。可以说，重塑新时代乡村共同体在培育村民的集体认同、提升村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性、激发乡村内生发展动力、实现乡村自主治理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也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应有之义^[18]。一般认为，现代乡村共同体的本质特征表现在地域基础、缔结纽带、价值认同、和集体秩序四个方面^[19]；就实现路径而言，加强党建引领、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是以乡村共同体建设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由之路^[20]。其中，利益激励机制解决了共同体建构的动力问题，党建引领机制解决了共同体的维系问题，两者协同推动共同体向更高形态发展^[12]。

2.2   分析框架

基于共同体理论的基本观点，长泰区“跨村联建”模式呈现出明显的乡村发展共同体特征（图1）。首先，在共同体主体层面，根据村落要素禀赋和产业情况，改变传统上相对单一的行政边界，以党组织的建设为纽带重新衍生出符合实际发展需要的共同体主体结构与成员构成，并通过组织嵌入与制度建设强化共同体空间内各主体联合发展的意愿和能力，激励联村党委共识共为，成为“跨村联建”模式构建的重要基础条件。其次，在共同体行动层面，“跨村联建”模式在主体内部的资源和目标整合的基础上，以乡村产业发展为导向，促使共同体成员在增进经济利益的目标驱动下，通过集体行动主动解决跨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协同政府、企业、村民等主体共同完善联村发展结构和模式，实现农户增收和联村经济发展，成为“跨村联建”模式的关键路径。最后，在共同体功能价值的实现层面，整体性治理模式有效提升了农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并带动共同体成员关心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进一步塑造了成员的情感纽带和身份认同，持续提升乡村社会凝聚力、文化认同感和集体秩序规范，充分发挥共同体功能价值，推动“跨村联建”模式的持续性发展。

图  1  共同体视角下“跨村联建”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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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跨村联建”共同体构建的实践路径

长泰区位于福建省东南部，现辖9个乡镇、88个行政村（社区），常住人口23.5万人，2023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06亿元。近年来，长泰区围绕“七比一看”竞赛，探索创新乡村振兴“大走访”“村支部书记大讲堂”等一系列工作机制，推动农村产业转型升级和农旅融合发展。2023年，长泰区在前期乡村治理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全区88个村（社区）的特色，打破传统行政区划，组合形成16个联村党委，由16名区处级领导挂钩指导，通过组织联建、产业联兴和治理联动机制，实现村庄间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达到先进村与落后村“抱团”共建，推动区域均衡发展。2023年，长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108元，同比增长7.8%，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得分位列漳州市第一，“跨村联建”经验做法获得省领导肯定，为同类型地区乡村发展提供了经验参考。长泰区“跨村联建”的实践路径如图2所示。

图  2  长泰区“跨村联建”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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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组织联建机制：重塑共同体内部结构

3.1.1   聚焦优势，合理联建

为确保各联建村“联得紧、建得实”，长泰区在“跨村联建”模式全面推广前就广泛了解和掌握了基层党组织的联建意向，在各村（社区）互选和乡镇推荐基础上，结合地理区位、发展优势、主导产业、中心工作等发展要素，科学合理制定各联村党委的负责范围。最终，以“地域相邻、产业相近、宗族相亲、交通相连”的标准在全区整合形成了16个联村党委，并同步明确联村党委的架构、配置、运行、考评等环节。联村党委打破了传统地域限制和行政区划的框架，以新型党建模式实现各联村之间的决策共商、产业共建和治理联动。如枋山茶香联村党委立足当地4个茶叶种植传统村落的资源禀赋，借助其悠久的历史和拥有较大面积茶山的特点，以茶叶产业发展为重点组建联村党委，并根据产业发展需要与漳州合茶道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结对共建，将茶叶企业负责人纳入联村党委班子，帮助村民提升茶苗种植品质、改善茶叶加工技术、提高产品附加值，通过统一生产、统一管理、统一品牌、统一包装、统一销售的模式，有效提升了联村党组织的产业带富能力。

3.1.2   强化领导，分类帮扶

长泰区综合选派区域内“强村”党组织书记担任联村党委书记、乡镇年轻科级干部担任联村党委副书记，并由16名区处级领导分别挂钩指导。这一制度安排旨在实现内部干部队伍的整合，集中优势力量重点突破农村工作难点热点问题，让联村党委书记可以强弱帮带其他村庄，让乡镇年轻干部居中协调、增加历练机会。进一步地，为确保各联村党委“有人指导、有人做事、有人帮扶”，长泰区实施“三个一”挂钩联系制度，保证每个联村党委都有“1名处级领导挂钩督促、1个区直单位联系指导、1个乡镇专班组团服务”，促进跨部门、跨领域协同共进。此外，长泰区将联村党委划分为“农业产业”“田园经济”“产城协同”“城乡提升”“文旅融合”五大发展类型，由区委宣传部、农业农村局、文体旅游局、工信局以及住建局对应帮扶指导，持续增强府际间横向联系、上下互动。

3.1.3   建章立制，考评落实

行政绩效考核是政府贯彻治理意图、实现预期目标的重要操作机制，也是推动“跨村联建”模式发展的重要手段。长泰区坚持以“一季度一考核，一年度一总评”方式推动联村建设，制定施行《漳州市长泰区跨村联建考评细则》，从基本运行情况、项目策划质量与组织实施、特色模式成效、社会评价效果、成效加分等5个方面明确考评内容和评分标准，把创新举措制度化固定，并在“特色模式成效”部分根据联村党委的不同类型，由各牵头部门精细化制定考核指标，增强考核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此外，为强化激励约束，长泰区把“跨村联建”工作纳入乡镇党委书记年度工作绩效考评内容，对落实成效好的在绩效奖励、评先评优等方面予以倾斜，对落实不到位、实施成效差的进行通报批评。根据排名先后对联村党委在资金、项目上给予激励，形成“共抓共建、争先争优、比学赶超”的积极氛围。

3.2   产业联兴机制：激发共同体发展动能

3.2.1   组织嵌入

全面实现乡村产业振兴，需要充分发挥联村党委在产业发展中的政治引领功能以及组织动员能力。针对各联建村特色产业规模小、业态少的现实困境，长泰统筹全区所有涉农资金、项目、政策，按照“一区域一特色、一联村一产业”的发展策略，因地制宜谋划实施30个联村产业发展项目，实现要素资源的最优配置。仅在文旅发展方面，近年来岩溪镇崇正书院、陈巷镇戴墘牧野欢谷、马洋溪生态旅游区等一批项目建设和配套提升工作有序开展，基层党组织以产业发展为抓手，进一步嵌入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进程。2023年，长泰区58个行政村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超50万元的占比超过60%。

3.2.2   党员引领

注重调动基层党员的能动性，以党员的标识性感召和人格化示范补位发展资源缺失，实现村民参与联村产业发展的广泛动员。长泰区要求各联村党委广泛开展设岗定责工作，引导农村“无职党员”主动认领产业招商员、项目观察员、农业技术能手、致富带头人等党员责任岗，在参与家乡建设等方面走前头、作表率，从而扩充乡村发展需要的社会资本，激发村民共同体意识，推动乡村共同体的发育。在跨村联建过程中，长泰区先后创设党员创业基地23个，增加了党员致富技术岗87个。

3.2.3   企业参与

企业参与是实现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保障。相较于传统行政组织而言，企业更能够高效挖掘乡村特色资源、精准把握乡村市场需求、充分释放乡村潜在价值。长泰区通过“以企带村、以村促企”，以联村为单位创新集体经济合作发展模式，培育村集体经济收入新的增长点。先后组建枋山茶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9家乡村共富公司，引入花仙谷休闲旅游有限公司、合缘茶道有限公司等本地规模企业作为牵头单位联合建设，先后促成208家企业与88个村结对共建，累计投入资金10.32亿元。同时，长泰区实施“一联村一产业一增收”计划，重点培育和扶持芦柑、岩茶、光鱼、蜜桔等农产品品牌，合作共建青阳村共享茶厂、旺亭村美食街区、径仑村水上渔村等特色产业。2024年前三季度，长泰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7.09亿元，同比增长3.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955元，同比增长7.5%。

3.3   治理联动机制：发挥共同体功能价值

3.3.1   社会联治

一方面，制定实施《漳州市长泰区汇聚乡贤力量助力乡村振兴工作方案》，在全市各县区率先实现镇、村两级乡贤促进会全覆盖。长泰区充分发挥乡贤亲缘、人缘、地缘优势，建立“乡贤评理室”平台，打造一支主要由党员乡贤组成的义务评理队，力争将纠纷矛盾化解在基层。另一方面，将“跨村联建”模式与乡村治理体系中的“红色网格”服务管理机制深度融合，通过选拔联村范围内年富力强且具备良好群众基础的党员担任网格员及网格长，实现对群众需求的精确识别与高效响应。在此基础上，鼓励联村党委利用网格化平台实现协同联动，广泛调动网格员、矛盾调解专员、乡风文明督导员、生态环境保护监督员等多方力量参与公共事务，提升联村党委对乡村治理的领导作用。

3.3.2   生态联治

生态治理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各部门、各区域、各环节紧密配合，联村党委作为中枢，具有综合协调的枢纽性作用。长泰区围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的难点问题，聚焦农村污水治理、卫生保洁长效机制建设，组织联村党委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一季度一主题”活动、建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成效评价“红黑榜”制度，联合开展环境治理、推广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例如，林墩溪流域综合治理涉及5个联建村，联村党委积极协调各村力量，对林墩溪流域生态环境进行包段、轮值，实施水环境整治项目9个，水质由劣Ⅴ类提升至稳定Ⅱ类，2023年11月水质跃升至Ⅰ类。同时，畅通联村党委内的村干部交流互动渠道，先后指导20个强村党委选派村“两委”到联建村挂职，推动216名年轻村干部交流到牵头村、联村产业项目中挂职锻炼，联建区域内实行工作力量统一管理、调配，发挥联村党委领导能力。

3.3.3   文化联治

定期组织联村党委和联建村互学互鉴，组织村干部和群众代表到典型村庄参观学习；建立“两评一比”（评文明户、评美丽庭院，比晒红黑榜）制度，开展村规民约评选活动；探索“文明积分制”，通过以行动换积分、以积分转习惯、以习惯化新风，调动群众参与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治理的热情。目前，长泰区已经建成联村网格议事点32个，举办联村“网格夜话”活动68场，整合联建村文化戏台、村民小广场9个，每季度定期举办书法、广场舞、气排球赛等文化交流活动，实现“季季有比赛，月月有活动”。群众各种形式的身体实践可以强化集体记忆，通过一系列文化联治举措，有助于促进联建村群众深度融合，强化联村共同体的价值功能发挥；同时，长泰区也借助于各类活动的举办，不断打磨和调整基层干部队伍，提升联村党委的组织协调能力，更好地推动乡村整体性发展。

4.   “跨村联建”实践的现实困境

4.1   联村资源整合程度低

虽然当前长泰区“跨村联建”模式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联村区域内生产要素的整合与共享，在产业发展、社会治理等方面取得的成效较为显著，但实践中依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一方面，受限于传统观念和产业模式的影响，部分村庄（社区）仍保持“单兵作战”习惯，一些村干部和村民对联村发展模式认同感与归属感不强，对“跨村联建”机制理解和把握不到位，主动参与意愿不高，且联村发展的参与主体大多数是镇村干部，普通民众的知晓率、参与度较低，农民群众的乡村振兴主体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同时，由于各村在组织、人事、财务等方面仍然相对独立，联村内部未存在上下级的隶属关系，联村党委的轮值召集、联席会议等制度实际成效不显著，各村在生态环保、平安综治、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工作还保持相对独立状态。另一方面，部分村庄在联村建设过程中，由于对产业项目存在疑虑、对未来收益缺乏信心，且存在不同的发展规划，其不愿配合联村党委制定的发展计划，造成联村资源整合共享难度提升、产业项目建设进展缓慢。同时，村与村、村与村民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还未形成，村集体、村民较多关注的是眼前收益，缺乏对于跨村联建的长远规划。此外，部分偏远村庄和“空心村”受限于资金、交通、人口等因素，客观上难以融入联村建设，短期内难以摆脱发展滞后的问题。

4.2   联村发展人才支撑弱

长泰区在“跨村联建”实践过程中着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主动对接省内外高校和科研院所，吸引各类人才回乡就业创业、参与基层治理，在乡村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地区人口流失与人才引进困难的双重挑战在短时间仍难以克服。一方面，由于农村生产生活的不便利，青年人不愿长留乡村，人口流失客观上削弱了村庄发展的动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这种人才短缺不仅影响了农村的创新发展，也制约了“跨村联建”模式的深入实施和效果发挥，导致部分联村党委出现发展定位不清晰，项目建设以“短平快”的基础设施改造为主，现代农业、文旅融合、产业发展等新兴产业的发展缺乏专业人才支持。同时，联村党委在组织村民技能培训时，其内容大多集中于政策条款的阐释和上级会议精神的传达，与本地区实际情况和村民切实需求的结合程度不高。由此导致培训活动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不仅难以有效提升村民文化水平和职业技能，更降低了村民参与同类活动的积极性。

4.3   联村公共服务能力不足

长泰区“跨村联建”模式的有效实施，促进了农村地区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水平的稳步提升，但仍存在不足之处。一方面，部分联村党委存在组织服务功能不健全的问题，党组织管理松散，村内党员干部参与公共服务意识不强、参与率低，导致基层党组织在项目推进和乡村治理中的核心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另一方面，上级频繁的督查、考核、接待等行政事务，极大地增加了联村党委的日常工作负担，分散了村干部的注意力，导致农村公共服务功能进一步弱化。由于部分村干部文化程度不高，对新生事物的理解能力较弱，农村地区“数字政府”改革建设进展缓慢，未能充分发挥乡村数字化建设的应有作用，阻碍了治理效率和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此外，与以往单个村庄发展相比，联村建设需要更多的资金、技术等要素投入和基础设施支撑。在实践中，受限于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各联村党委普遍存在财政资金投入不足、社会资本短缺等问题，加之各村公共服务项目建设长期依赖于上级政策性补偿，制约了基层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

5.   提升“跨村联建”发展水平的政策建议

5.1   激发主体发展活力

在以“跨村联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进程中，上级政府要明确各部门职能定位，并在政策制定、组织领导、规划设计、资金保障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不断完善联村建设的投入机制，引导社会力量共同参与联村发展。同时，联村党委应着力加强党组织建设，要注重培养和提拔在产业发展、乡村治理和社会服务等方面表现突出的优秀党员，持续发挥党组织在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中的核心作用；要改变以往粗放的管理方式，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动员社会力量、调动农民积极性、为乡村振兴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等方面，促使联村党委的工作职能与其自身权责资源相匹配。

5.2   强化区域资源整合

要素资源的有效整合与集约利用是联建村产业发展的保障，也是实现乡村共建共治的基础。一方面，要加快土地资源整合，强化联村党委内各村产业联创联营，通过集中连片式的土地流转和开发，形成规模化产业发展基地，提升生产效率和品质标准。另一方面，要整合优质文旅资源，按照“全域旅游、全域景区、全域发展”理念，立足联村资源禀赋，丰富乡村旅游产品和旅游线路，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21]。此外，联村党委应加大新技术与乡村产业发展的渗透与融合力度，借助与科研机构、农业企业的合作，引进和应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持续提升农业设施设备水平，培育一批集生产、销售、观光、娱乐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提升产业附加值。

5.3   完善人才服务体系

人才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关键，也是进一步推动“跨村联建”发展的必然要求。实施多元化人才引进策略，不断完善人才引进的制度政策，帮助各联村党委基于本地需求精准引才。同时，通过持续深化乡村人才培育模式的改革，构建全方位人才培养体系。联村党委可以依托“田间党校”、干部在线教育平台等线上线下教育资源，强化乡村振兴干部队伍的领导能力，并重点扩大技能型人才队伍规模，着重提升青年群体及农村创业者等关键人群的职业技能水平。进一步地，优化人才服务体系要求，统筹提升乡村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优化乡村人才工作生活环境，形成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的人才激励体系，提升人才的归属感与获得感。

5.4   推进数字乡村治理

提升数字乡村治理水平是促进“跨村联建”不断深化的另一重要路径。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加快联村地区互联网普及与硬件升级，推广使用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促进城乡生产要素流动。在公共资源统筹领域，积极开展线上诊疗、网络政务、远程教育培训等服务，实现优质公共服务资源下沉与互通，提升联建村庄公共服务水平。同时，要持续提高联村干部的数字素养和数字治理理念。通过经常性开展培训教学，帮助联建村干部形成利用数字技术分析、预测、处理问题的主观意识，消除以往因信息碎片化而导致的信息壁垒困境，并在“跨村联建”发展实际问题中改善管理和服务，推动乡村治理转型与现代化。

6.   总结与展望

本文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通过文献研究和资料分析，从共同体理论的视角出发，深入分析长泰区“跨村联建”模式的实践路径与发展成效，归纳出村庄之间协同发展的实现机制。同时，根据联村发展共同体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困境，进一步提出深化“跨村联建”发展体系建设的可行对策，以期为实现共同富裕和乡村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然而，乡村发展模式和治理体系的创新是一个复杂多变的过程，涉及不同主体之间的沟通连接和相互嵌入。因此，本文在针对长泰区“跨村联建”案例的研究和分析上，理论深度与分析视角仍有待完善和深化。未来，相关研究应进一步总结和提炼中国政策语境下的乡村转型与现代化建设理论体系，矫正传统观念中对于乡村发展以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认识，提出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政策建议，为全面实现共同富裕和乡村现代化提供借鉴。